不需要“官宣”,他们静水流深的爱情更令人起敬!

by admin on 2019年8月2日

爱情是什么?研究显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真正的爱情最多只能保持18至30个月,此后,二人要么分道扬镳,要么过上波澜不惊的生活。

曾有这样一对相差14岁的情侣,表白时没有甜腻的情话,没有大把的玫瑰,只有这样一句淳朴的话语:“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能够合得来。”

于是,就开始了一段长达58年的相知相守、相濡以沫。这对情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陈云与他的妻子于若木。

陈云与于若木

两个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于若木和陈云相识于1937年。当时18岁的共产党员于若木由山东老家带着党组织的介绍信到了延安,被分配在陕北公学学习。

陈云从小就有流鼻血的毛病,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由于公务繁忙,流鼻血的毛病又复发了,这次来势更为凶猛。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从陕北公学女生队找一名同志担任陈云的护理工作,最后选中了于若木。当时她虽然只有18岁,但已是有两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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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若木去护理陈云,只是给他按时往鼻子里滴滴药水,并没有更多的事可做。因为医生要求陈云静养,不能做很多工作,所以陈云便经常和于若木聊天。

最初只是相互介绍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对彼此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到后来比较熟悉后,大家从理想、工作一直谈到生活、爱好。有时陈云还让于若木唱革命歌曲,当时于若木唱了苏联的《祖国进行曲》给陈云听。每到这时,陈云便是她最好的听众,当于若木唱到“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陈云便夸于若木唱得尤其好,夸得于若木俊俏的脸要红半天。就这样相处久了,彼此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感情。

一次,陈云问起于若木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羞涩地回答:“我还不懂。”陈云便说:他现在没有爱人,问她愿不愿意交个朋友。陈云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能够合得来。”

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情趣,使两位老实人走到了一起。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婚礼那天晚上,陈云只花了一元钱,买了些糖果、瓜子、枣子、花生之类的零食,请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来热闹了一下。窑洞桌上一只小碗里放入灯芯,盛上麻油,当作花烛,就算是婚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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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不久,陈云曾用三个晚上给于若木讲党课。于若木从丈夫那里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对敌斗争的故事,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党内斗争的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信念。“陈云同志在窑洞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

对于他们的结合,双方都很满意。陈云在给于若木的大哥于道泉的信中写道:“我们在政治上与性格上一切均很合适。唯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岁。”于若木则在信中写道:“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从此以后,于若木随陈云转战南北,从关内到关外、从地方到中央,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风雨同舟,相敬如宾,并肩携手一起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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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党内有不少对贤伉俪,坚定信仰、以身报国是他们,温情脉脉、坚贞不渝也是他们。

今天,不妨听小红讲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静水流深、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周恩来与邓颖超

志同道合的战友、“八互”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于1919年天津学生“五四爱国运动”期间,于1925年在广州结为革命伴侣。

初识之时,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是觉悟社的成员。觉悟社的成员们当时相约:在爱国运动期间,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

周恩来是觉悟社负责人之一,邓颖超则是骨干成员,在开展政治活动时彼此常常相见,两人免不了有些往来。当时,男女交往还要“授受不亲”。因此,周恩来找邓颖超谈话的次数并不多,偶尔谈谈,时间也不长。

1920年10月,周恩来赴法留学。告别时,邓颖超想到欧洲天气寒冷,怕周恩来不适应,特地赶织了一件毛衣送他,在毛衣领侧内绣了一行小字:“给你温暖——小超。”周恩来则安慰邓颖超说:“小超,别灰心,你年龄还小,以后还有学习机会。我到欧洲后,一定给你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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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25周年纪念照

1923年春的一天,邓颖超收到了旅欧的周恩来寄来的信。打开信封只见一张明信片,上面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春光明媚,三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正迎风奔跑。明信片背后,是熟悉的周恩来的笔迹:“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当时在场的还有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峙山夫妇,大家都看明白了——周恩来这是在含蓄地向邓颖超表明心意啊!

周恩来不是奉行独身主义吗,怎么变了呢?邓颖超有些疑虑,借询问工作的机会给他回了一封信。

很快,周恩来的回信到了。他在信中说,他到欧洲后,认识到革命和恋爱并非对立,“独身主义”的主张已经改变。他已决定一生献给革命,唯有勇敢坚强的小超才能和他终身共患难,同奋斗!希望尽早得到她的明确答复。

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给了肯定的答复: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这年5月,邓颖超在《女星》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这些话,可以说是她和周恩来真纯善美恋爱的写照。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回国。10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广东区委,周恩来任委员长兼宣传部长。不久,他就兼任在黄埔开办不久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政治教官,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8月,邓颖超南下广州,这两位心心相印的革命战友喜结连理。从此,这对革命伴侣携手走在人生路上,患难与共,并肩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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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结婚照

1946年5月11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南京出席了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李晨和陈浩的婚礼。在婚礼上,邓颖超提出了夫妻间应该遵循“八互”,即“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让、互谅”。

周恩来仔细听着邓颖超讲述“八互”的内容,一点儿也没有打断她。邓颖超从周恩来的表情上也看得出他是支持她提出的“八互”的。就这样,“八互”成为两人间和谐相处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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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周恩来在莫斯科治疗臂伤时,与邓颖超一起到国际儿童院看望烈士子女

据从1955年开始在西花厅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当秘书的赵炜回忆,在战争年代,周恩来每次从昏迷中醒来,总是先问邓颖超的下落;搬入西花厅后,周恩来从外面回来,最习惯的一句问话就是“大姐在干什么”。周恩来最后在生命垂危之际,也紧紧拉着赵炜的手,叮嘱他要照顾好邓颖超。

邓小平与卓琳

风云变幻中相互爱护、不离不弃

邓小平与卓琳相识于1939年,当时邓小平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卓琳是个年轻的女学生。

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缺乏了解。邓小平两次托人说媒,都被卓琳拒绝了,因为她不想嫁给工农干部。卓琳的拒绝没有令邓小平灰心,他决定当面和卓琳谈一谈。

两次谈话后,卓琳,这位曾经发誓抗战不胜利就不结婚、不嫁工农老干部的女学生,嫁给了比她大12岁的邓小平。她说,是邓小平的真诚感动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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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邓小平与卓琳、孔原和许明在延安举行婚礼时的合影

结婚后,卓琳跟随邓小平回到了太行山。卓琳留在八路军总部担任妇女训练班的队长。邓小平则赶回了位于辽县桐峪村的一二九师师部。一年以后,在卓琳的要求下,组织上把她调到了一二九师师部。从此,她就和邓小平生活、战斗在一起了。从这时起,她才真正开始了解自己的丈夫。

卓琳活泼、开朗,爱说爱笑,而邓小平则沉默少语。妻子渐渐地适应了丈夫的性格,渐渐地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她跟随邓小平转战沙场,出生入死,从一个任性娇惯的富家小姐,成长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一个贤妻良母,她逐渐学会了开荒种地、纺线、织毛衣。战场上的闲暇时刻,指挥千军万马的邓小平也会亲自烧上一锅水,为妻子洗洗头发,或是约上另一对夫妻,一同打打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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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琳与邓小平在太行山抗日前线

在邓小平家中,卓琳营造了非常和谐、欢乐、民主、向上的家庭气氛,工作繁忙的邓小平能够保持充沛的精力和体力,和卓琳营造的这种家庭气氛不无关系。

在生活上,卓琳给予了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她来安排。

卓琳关心邓小平,邓小平也十分爱护卓琳。卓琳患了重感冒,邓小平全然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和被传染的危险,在卓琳的房间,询问病情,嘱咐她多喝水,按时吃药。夫妻情深可见一斑。

卓琳深爱自己的丈夫,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她依然坚定地和丈夫在一起,不离不弃。

二人的长女邓林后来曾说,爸爸妈妈之间的爱情很伟大,是非常完美和统一的结合。尽管他们性格差异极大,但妈妈对爸爸非常信任,即使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会离开爸爸,从来没有,更不会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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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与齐心

亲密无间的革命伴侣

1939年3月,年仅15岁的齐心在太行抗日烽火中参加革命,1943年夏天与习仲勋相识。

1944年4月28日,习仲勋与齐心历经相识、相知再到相爱,在陕北绥德结为革命伴侣。

刚结婚,习仲勋就对齐心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陷在小圈子里,今后我可能在很多方面照顾不了你。”

齐心深爱着丈夫,但她更理解丈夫,知道他肩上的担子很重,都是自己克服困难,从没有要求丈夫和组织上更多的照顾。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忙于革命事业,习仲勋与齐心分多聚少,只能鸿雁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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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到1949年,齐心大部分时间在绥德县和延安的农村做基层工作,参加过历次土改。这时习仲勋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常在延安,夫妻相隔几百里,长时间不能团聚。习仲勋常常只能写信给齐心,一方面传递思念之情,一方面鼓励她安心基层工作。

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齐心的好友伍仲秋偶尔看到了这封信,惊讶而又好奇地说:“这哪里是夫妻通信?简直是革命的两地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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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习仲勋和夫人齐心及女儿桥桥在西安

在与习仲勋相伴的日子里,齐心一直把丈夫叮嘱她“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的话,当作人生的座右铭。她常对人说,习仲勋既是一个好丈夫,又是她尊敬的师长和挚友。

1952年秋,习仲勋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齐心带着女儿齐桥桥和习安安于年底也从西安到北京安家,一家人虽说团聚了,但却不能天天在一起。

齐心先是到马列学院学习,后留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远,照顾不上孩子,于是把三岁多的齐桥桥送到北海幼儿园,每周只能接回一次。每当齐桥桥去幼儿园时都会哭个不停,不愿离开父母,有一次竟哭晕在爸爸怀里。小女儿安安基本上是吃奶粉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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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习仲勋与儿子近平、远平在一起

1953年和1956年,儿子习近平和习远平相继出生,齐心一直在远离市区的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哺育他们,直到十个月断奶后才送回城里家中。她既要照顾家里管好孩子,还要做好工作,不管多苦多累都没有忘记丈夫的叮嘱:以事业为重,不耽误工作,有困难自己克服。在那一段时间里,齐心从来没有想过利用习仲勋的关系把工作调换到离家近的地方。

齐心竭尽全力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使习仲勋能够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她从不干预习仲勋的政务,从不给他添麻烦,更没有因为是习仲勋的夫人而自恃高贵,出风头,生活上搞特殊化。

1962年9月,习仲勋被审查、下放,“文化大革命”中又横遭批斗、关押。这期间习仲勋和家人天各一方,齐心也受到株连而被审查,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七年多,孩子到农村插队,一家人不仅生活艰辛,还忍受着“反党分子”家属、“黑帮子女”的精神压力。

齐心了解自己的丈夫,坚信丈夫对党无限忠诚,坚定地和丈夫站在一起;孩子们不相信强加在父亲身上的“罪名”,始终如一地深爱着他。直到1978年2月习仲勋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时,一家人终于在北京得以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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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习仲勋和齐心与儿女在洛阳红旗照相馆合影。后排左起:儿子习近平、女儿习安安、女婿吴龙

齐心与习仲勋携手相伴58载,他们互相关爱,相敬如宾。

齐心曾回忆,1998年4月28日,在深圳休养的习仲勋给在北京的她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习仲勋问齐心:“我们结婚多少年啦?”齐心说:“五十五年啦!”习仲勋饱含深情地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齐心感到了这些话的分量,顿时心生感慨,她对丈夫深情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啊!”习仲勋听后急了,说:“你怎么这么说?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你要把我们这次通话记录下来,告诉孩子,让他们明白事理。”

通过电话后,习仲勋对陪伴在身边的桥桥说:“你妈妈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这是习仲勋对妻子齐心的高度评价和衷心赞誉。齐心按照丈夫的嘱咐,把通话的内容追记了下来,写给儿女留作纪念。这次通话是他们夫妻间又一次心灵的沟通,是相伴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追忆,是相互的慰藉和真诚的勉励。

编辑:小能手

审稿:鲁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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